“同志骗婚”是伪问题

2016年4月8日,腾讯新闻发布了名为《触不到的丈夫》的专题图文报道, 讲述了同性恋与异性恋构成的“同直婚”中的“同妻”的不幸处境。出于对“同妻”的同情,许多网友对“骗婚”的同志(主要是男同志)发出了激烈的谴责。似乎为了应对这种“民意”,同性恋亲友会发起了“我是同性恋,我不会与异性结婚”的活动 。与被谴责的“骗婚同志”划清界限。笔者认为,“同志骗婚”这个命题本身值得再思考。

谁是“同志”:行为与身份

在中国的语境之下,相比较于“同性恋”,“同志”是个更贴近本土理论和实践的术语,虽然在日常用语中,这二者之间基本上通用。从最通俗的意义上来说,“同志”指的是喜欢同性的人,但这本身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从性别的角度出发,比较前沿的研究早就超越“男女”的二元划分,存在跨性别,也存在所谓的“第三种性别”,facebook甚至给出了56种性别, 当性别本身超越传统二分的时候,很难说“同性”指的是什么。当然,出于行文的方便,下文仍然用男女这种性别划分。从性(sexuality)的角度出发,性(sexuality)本身具有流动性,难怪有人开玩笑说“你说你不是同志,那只是没有遇到让你动心的那个Ta”。性(sexuality)本身所具有的模糊性和暧昧性,让从性偏好角度定位一个人,显得草率。从身份(identity)的角度出发,有同性性行为并不等同于同性恋的身份,虽然很多时候身份的建构跟行为有关联。在小的时候,小男孩之间进行性游戏根本是很正常的事情,那个并不会被认为是搞同性恋。有的人一辈子跟异性上床,机缘巧合之下,跟同性上了一次床,你说ta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呢?尤其是酷儿理论(queer theory)的兴起,让我们有机会对传统的gender/sex/sexuality进行反思。即便不从前沿学术出发,哪怕是从法律上来说,如何在法律上判定一个人是“同性恋/同志”也是很困难的,这跟证明一个人是异性恋,可能同样困难,如果不是更困难的话。在“同直婚”当中,很多同志也不是不能跟异性发生性行为,上文提及的腾讯新闻报道中,很多此类婚姻中孩子的存在证明了这一点。

所谓“骗”:“忠实”的义务

很多网友攻击“同志骗婚”的着眼点在“骗”上面,认为没有坦白自己的性取向,属于道德过错。笔者也讨厌欺骗,不过在我们做道德谴责之前,先要问一句:为什么隐瞒性取向是一个这么无法容忍的事情呢?在异性恋婚姻当中,恐怕男性或者女性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对对方有所隐瞒也是很常见的事情,那么问题其实是,需要双方“坦诚”到哪一步才算不是骗呢?在异性恋为主流的社会里,同性恋受到的歧视和污名很多,隐藏性取向也是一种“自保”的无奈之举。若同性恋不是一个这么被社会文化歧视和污名化的群体,那么“我喜欢同性,但跟异性结婚”其实就跟“我不喜欢你,但跟你结婚”是同样的性质的。后者虽然也不是理想状况,但是不是就比前者听起来不那么“罪无可恕”呢?

2001年修订后的《婚姻法》在总则部分增加了一条基本原则:夫妻应当互相忠实……吊诡的是,如果一个人是同性恋,在大陆,只有与异性(包括跨性别的异性)结婚的权利,因为同性婚姻权在大陆法律中是空白的。这在大众看来,就是一种“不忠实”,因为隐瞒了性取向,但却没有“忠实”的途径可选。考虑到华语社会强大的“结婚生子,传宗接代”的社会文化氛围,同性恋与异性进入婚姻的一个原因是强大的社会压力。相类似的,还有对单身人士的不友好,逼婚逼生的盛行。在“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不结婚生子人生不完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非婚生子女受到各种歧视的情况之下,同性恋隐瞒性取向与异性结婚,是不是也并非完全不能理解?

退一步讲,在大陆,法律并不禁止同性恋与异性结婚,相反,如果同性恋想结婚(结婚权是公民的重要权利!),只有与异性结婚这一条路,在这种情况下指责同志“骗婚”是让个体为结构性问题背锅。与其指责“同志骗婚”,不如思考一下如何为同志争取“可以不骗婚”的空间。

“婚”:爱情,性与婚姻三位一体

指责“同志骗婚”是基于这样的一条假设:婚姻应当建立在性和爱的基础之上。这也是在现代性的语境中对于婚姻的一种大众期待。但这里的“爱”是不包括夫妻恩爱的。正如恩格斯所言“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道德的,那么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是道德的”。在这种前提之下,同性恋者根本不可能有“道德的婚姻”,因为不能跟所爱之人结婚。对比异性恋婚姻,也有很多不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吧,在婚姻中能够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应该是少之又少吧。似乎我们对处于弱势地位的人的道德要求会异常苛刻。同性恋老公是否真的比异性恋老公糟糕似乎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只要隐瞒了性倾向,与异性结婚了就被打入道德的地狱,说到底,还是因为异性恋被视为正统,同性恋被视为异类,被视为不正常,被视为一种“原罪”。

也许,我们更应该引起注意的是所谓的“同妻”现象的出现背后的结构性因素,为什么处于同样处境的“同夫”并不那么“引人注目”呢?原因可能有这样一些:第一,这是一个可见度(visibility)的问题,在男权社会中,女同性恋也许还够不上“被指责”的资格,相对于男性,社会整体上对女性是相对不重视的,同为同志,对男同志也更重视。在“同妻”这个问题上,表面上看是重视女性,要保护女性,实际上以谴责的方式完成了对男同志的重视;第二,男同志被指责骗婚的重大理由之一是传播hiv/aids,对比来看,女同志因为几乎不会传染hiv/aids,相对被指责的力度不那么大,甚至很多女权组织认为并无不妥;第三,在性(sexuality)上面,女性被视作无性的或者不应当采取主动姿态的,男性则认为应当是主动的。“同妻”中的妻子承受的很大压力其实也来自于社会对女性贞操的看重,“同夫”们“婚内不满足婚外找”不会有很大的心理负担,“同妻们”往往为了孩子不愿意离婚,婚外找情人又有道德负担,说到底,还是因为社会对男女采取了双重的性道德标准,哪怕是同直婚也是一样。

笔者认为指责个体是容易的,拷问更根本的问题是困难的。但“同妻”的出现,恰恰是各种更为根本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同性婚姻权的缺席,大众性/别知识的缺乏,对弱势群体的普遍歧视(对同性恋,对离婚女性,对单亲家庭的孩子等),对婚姻的高度推崇,对性的纯洁化想象。美国同性婚姻合法化,但中国似乎暂时看不到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希望,这使得在大陆,同性恋想结婚,只能跟异性。大众性/别知识的缺乏,使得对于sex/gender/sexuality的想象极为单一和简单。对同性恋的歧视和污名,使得“不骗”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对离婚女性和单亲家庭的孩子的歧视,使得“同妻”离婚难。对婚姻的高度推崇,并且是性/爱为基础的婚姻的高度推崇,使得不结婚要面临很大压力。对性的纯洁化想象,使得“同妻”从户外寻找性满足往往要背负很大道德压力。

这个议题的麻烦之处就在于,极容易让笔者自身在道德上处于危险的地位:你是不是在为gay开脱?难道他们不是“弱者抽刃向更弱者”,骗个不知情的女人来为他们做家务生孩子么?笔者不否认这种情况确实存在,只是认为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超越指责,探索和思考背后更为复杂的权力纠葛和结构性因素。消除对弱势群体的歧视和污名,淡化对女性的“贞操”要求,鼓励婚前试婚,推动同性婚姻合法化(虽然笔者本人反对婚姻制度本身,但这是另一个议题,容另文详述)等等,才是为推动人类“性福”和幸福做贡献的努力方向啊!

最后还想说的一点是,作为一名女性,笔者对好友L君说,若婚后发现丈夫是gay,估计还是会不开心,所以这涉及到一个接受的底线问题:难道同性恋隐瞒性取向与异性结婚就完全没有问题吗?还是说这就跟不是为爱结婚应当受谴责是同等程度的不适行为?L君表示,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这个问题真的很复杂。笔者同样也就此问题请教过中国政法大学的一个朋友,他说“我的底线是任何人都没有义务坦白自己是同性恋”,供读者思考。


*注:本文得益于郭晓飞教授著作《中国法视野下的同性恋》,王浩《批判“同性恋骗婚”的常识进路》,与好友L君长期就此议题的讨论以及在人民大学性学会议微信群中与各位群友的讨论,在此一并表示感谢,文责自负。另外,由于本文讨论的是比较具有争议性的话题,也试图提供另类视角,所以某种程度上是自找苦吃,自己找骂,在此申明,欢迎学理层面的探讨,拒绝人身攻击,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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